两广地质调查所与中山大学地质学的早期发展
中山大学，中山手创。在孙中山先生英名的感召下，在民族复兴旗帜的吸引下，国内外众多学者纷纷加盟学校。一时之间，文法理工农医，各学科名家云集。学校不仅发出“新教育中国化”的呼声，还致力于扭转旧中国高等教育“重文轻实”的不良结构，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实科”人才，服务国家与地方建设事业。其中，中山大学地质系与“两广地质调查所”以其在近代中国地质学科发展方面，起步较早、存续较长、规模庞大、成就突出，为近代地方性地质调查的重要代表。
创办“两广地质调查所”
1927年6月，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通过决议创办“两广地质调查所”，隶属广州政治分会管辖。9月调查所正式成立，为南方第一个专门从事地质调查的组织。朱家骅任所长，并聘定技正谢家荣、徐渊摩、冯景兰，技士张会若、赵亚会、朱翙声，技助李殿臣。此后，中山大学两任地质系主任德国古生物学家叶格尔、瑞典地质学家哈安姆及多位教职员也曾任职于两广地质调查所，二者联系密切。
成立之初，“两广地质调查所”陆续进行了四次调查。1927年10月，调查所派技正谢家荣、冯景兰等调查广九铁路沿线，直至九龙、香港一带地质，可谓“中国自己在两广境内调查地质第一次。”此后，调查所先后派遣工作人员对两广地区的地形、地层和矿藏进行实地考察，范围覆盖两广大部分地区，对于古生代地层、火成岩等获得了新的认识。
因应区域发展需求，两广地质调查所派员到两广各矿区作调查，比如广东翁源的钨矿、曲江的煤矿、钦廉的锰矿以及广西宾阳的铋矿、横县的锰矿、寺门的煤矿，还有花县与英德的石灰岩（造士敏土用料）、广州附近的火泥（造砖用）等等，交将调查结果发表，以供相关人员参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8年，受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委派，“两广地质调查所”联合中山大学等单位组织了对南海西沙群岛历时16天的调查。这是我国首次对西沙群岛进行科学的地质考察。当年，经政治会议广州分会第116次会议决定，西沙群岛磷矿收由政府承办，拨交中山大学管理。
系所合办，协同发展地质学
中山大学地质系前身为早年创办的广东高师博物部。1924年国立广东大学建立之初，为响应实业救国的号召，进一步开发华南丰富的地下矿产资源，地质系成为最早设立的理科五系之一。黄著勋教授为首任系主任，负责规划建设，设立冶金科，聘请讲师，购买仪器，收集标本，开展科研社会服务工作。
1929年4月，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裁撤后，“两广地质调查所”划归中山大学，隶属地质系，“在学术上可多联络，校中与地质矿物学系又有相互关联之要，可收协同之功。”至此之后，中山大学地质系与两广地质调查所实行“系所合一”，所主任一般由地质系主任兼任。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实业发展相协同、相结合，成为当时中山大学地质学科的一大特色。
改隶以来的“两广地质调查所”，兼具政治实业调查与学术研究双重功能，调查活动与成果更加丰富。至1938年学校被迫西迁，共完成两广面积4/5的地质矿产调查，调查的矿种达30余种，绘制了1:200万广东、广西全省地质图和矿产分布图，出版了全面总结广东地质和矿产的《广东全省矿产志》，发行《年报》《特刊》《古生物志》以及临时报告、地质图等多种出版物。
而且改隶之后的调查工作不再局限于两广地区，陆续开展对于浙江、云南、贵州、四川等区域构造地质、古生物、地貌矿产等的深入调查。1930年，两广地质调查所派还遣调查员参加中美合组的中亚考察团，前往蒙古考察；还组织西康调察团，在康川等地工作达十个月之久。
“两广地质调查所”还调查了广东翁江地质，解决水电厂设立的问题，应国民军第一集团军军垦处邀请，调查广东各县矿产，编纂《广东通志》“地质篇”等。同时，历次调查收集到的矿物、岩石、古生物标本极多，被广泛用于中大地质系教学，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
1950年初，两广地质调查所改为中南军政委员会重工业部第五地质调查所，从此脱离中大；同年冬，又改为中南行政区重工业地质调查所广州分所。1952年院系调整时，中山大学地质系并入中南矿业学院。这里曾经汇集地质学科方面的人才，灿若星河。朱家骅、谢家荣、孙云铸、乐森璕、斯行健、冯景兰、杨遵仪、陈国达、关士聪等都先后当选为中研院和中国科学院院士，这里的学生群体中，也涌现出黄秉维（中国科学院地理所所长、院士）、周立三（南京地理研究所所长、院士）、林超（北京大学教授）、周廷儒（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主任）、吕逸卿、吴尚时等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杰出学者。
中山大学地质系与两广地质调查所立足区域、面向全国、辐射境外，二者互为依托，人才与人力互相配置，设备共用，较好地实现学科理论与实地考察相结合，促进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良性互动，并以丰富的调查和研究成果，为工业布局、国土规划提供了专业性的支持，强有力地支撑国家、地方的经济建设，也形成了体现中山先生精神的地质学中大风格：“知行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