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力前行在探索中国现代大学的大道上——徐俊忠馆长在《中山大学校史资料汇编》新书发布会上的讲述

尊敬的来宾、领导、媒体界朋友、老师、同事、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在这里发布的新书《中山大学校史资料汇编（1924-1950）》，是献给学校世纪华诞的一份薄礼。我代表编纂组，向各位做个简要汇报。

        （1）目前呈现出来的这套“资料汇编”总字数是3460万。时间起止从1924年到1950年。27个年头，分27册，共60本。27个年头，满打满算9855天，编纂进来的文字，每天平均大约3510字。

        （2）资料编纂起点1924年，那是中山手创这所大学的时候，意义不言而明。止于1950年，则需要作点说明。这一年，中山大学随着国家大历史的发展，跨进了人民共和国的新时期，原来的校长张云携带学校关防出走香港，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一直没有任命新校长，学校基本处于过渡阶段。也是在这一年的7月29日，政务院核定：“国立、省立、县立各级学校校名上，概不加冠国立、省立、县立或公立字样”。9月12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各级学校名称概不加国立省立县立或公立字样的通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套资料，主要内容集中于中山大学冠名“国立”的时期。顺便一说，现在还有些人喜欢以“国立中山大学”标示我们学校。但从法理说，“国立中山大学”实际上仅是中山大学历史发展的一个时期而已。

        （3）为什么是编纂《资料汇编》？主要是有感于校史研究作为一项严肃的学术性工作，应该以全面耙梳、整理和掌握资料，作为最重要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我们放下编撰学校通史的奢想，也放下做“校史编年”的计划，退为编纂《中山大学大学校史资料汇编（1924-1950）》，以求来日学校通史的编撰能有更厚实的史料基础。

        （4）工作团队与工作方式。专业教师+校史专项研究生是我们的基本队伍，集众式的合作分工制，是我们的基本工作方式。这一工作主体是一批各有专长的专家。他们都是在各自领域中生气十足的，具有相同或相近历史观念，并对学校怀有深厚感情的优秀学者。在学校大力支持下，我们招收了17名“校史专项”硕士生，还以硕博连读方式招收了6名“校史专项”博士生。师生融合构成一个攻坚克难的学术团队。我们的工作采取集众式的分工合作制，实行充分的学术民主集中制。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是一个心中有爱、胸有大局、团结协作、苦熬善战的工作集体。这段难忘的经历，将成为团队中每一个人生命中最美好的记忆之一。

        （5）这套资料的价值如何。在档案发掘、蒐集和整理层面上，项目取得的进展是巨大的。在国家有关档案部门和有关国家级学术单位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广州市档案馆，以及与我校办学相关的市、县档案部门等的大力支持下，三年多的时间里，终于汇集到珍贵的校史档案七万多幅。经比对，这批档案与校内所存档案重复率仅为不到1%。

        此外，更为大量工作是汇集各种校内外、境内外丰富的各种中外文资料。包括日记、书信、报纸、期刊、文集、电子史料数据库、丛书、类书、专书、会议记录、社会调查报告、考察记录、回忆录、学术论文、研究专著、地图、照片等近20种资料。

        因此，如果要问，这套书的史料价值如何？上述资料信息，多少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当然，由于我们选择的是有点吃力不讨好的整理、校勘这一难度较大的方式，存在的问题也一定不少，只能请大家赐教和包容，以有助于我们日后的改进了。

二、通过校史资料编纂而得到的初步认识

        “校史资料汇编”是下一步校史研究的重要基础。它较为全面地复原和复活了历史过程与事件的丰富性、生动性。然而，历史不是偶然事件与人物的堆积物。中山大学的历史，实际上是作为教育实施主体的中山大学开展教育实践的过程。这一过程充满着丰富多彩的偶然事件与人物，但它始终是中山大学作为教育实施主体实践的过程。在这一意义上，以孤立的片面的观点去看待史料，将历史视为偶然事件与人物的“堆积物”，当做看管这些“堆积物”的“管家婆”，那是绝对无法准确把握一个大学的真实历史的，及其发展的基本脉络的。着眼于我校从创校到1950年跨进新中国的历史，我有三个基本判断：

        第一，中山大学是一所在探索中国现代大学之路上奋力有为的大学。现代大学制度的发生，主要根源于现代生产方式尤其是工业化的生产方式。由于历史的缘故，中国的现代大学以至于整个现代教育，基本引进于“东洋”或“西洋”。由于起始阶段的生吞活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现代大学在中国水土不服，颇受多方质疑和批评，包括“国联中国教育考察团”的质疑和批评。中山大学是历史的幸运儿，建校伊始就有着孙中山先生教育思想的明确指引。建校之初，孙先生以发布“大学条例”的方式，指出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的正道。“大学条例”第一条指出：“大学之旨趣，以灌输及讨究世界日新之学理、技术为主，而因应国情，力图推广其应用，以促社会道义之长进，物力之发展副之”。在这里，灌输和讨究世界日新之学理与技术；因应国情力图推广其运用；以促社会道义和物力之发展等三个方面，构成一个完整的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的清晰思想。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引下，中山大学基本没有“为教育而教育”，“为学术而学术”的超然思想的土壤。相反地，民族复兴和民生改进就是它自觉的使命和担当。所以，这所大学一直努力平衡文科与实科的关系，以不断为社会道义的增长和物力的发展而不懈努力。

        自然科学与技术学科是中山大学学科体系中规模最为宏大的部分，它通过努力与现代学术接轨而以造福民族与民生为基本取向。地质学科大量开展地质构造、地形地貌、古生物以及矿产资源等等的考察与研究，在世界上率先命名了“丹霞地貌”。生物学科本着“对世界生物学有所贡献”的理想，师生共组“中国南方生物学会”，在辛树帜等学者主持下，足迹遍布南中国，发现大批动植物新种，其中广西瑶山鳄蜥标本公布后，引起世界爬行学界的强烈反响。后来张宏达先生带领师生，足迹遍布更加辽阔的林海山川，成就了具有重大影响的“华夏植物区系理论”。农林学科的师生自觉服务民生大业，不仅将稻作、蚕桑、苗木等改良基地办遍广东南路、北路、东路各地，也惠及广西、云南、湖南等地，乃至越南等国家和地区；丁颖先生带领师生培育出“千粒穗水稻新种”；学校通过创办农林植物研究所、广东土壤调查所、“广东昆虫局”、“农品陈列所”等方式，全面服务农林产业。1928年，动物学专家费鸿年向政府提出《调查广东沿海海产及渔业计划书》，并于是年7月从琼州海峡出发，实施海产资源调查。接着创办“广东省立水产试验场”，举办“水产学讲习所”等，费先生也因此成为国内著名鱼类学专家。向海图强也是当时中大人的自觉追求。1928年5月，以中大教师为主体，开展了著名的“西沙群岛调查”，形成《调查西沙群岛报告书》。随后，还有诸如《西沙群岛的重要性及其成因》和《我国领有南沙群岛之根据》等重要学术成果产出，费鸿年先生出版了《海洋学纲要》。医学方面，中山大学在二十年代后期就喊出“西医中国化”的口号，并借助大量解剖作业，结合各种普查，努力探索基于中国人生理特性的病理学，并用于改进临床治疗方案等。

        在文科学术方面，也出现了革命性变革。突出体现是中大“语言历史研究所”所带动的一系列变革性学术举措。

        1927年创立的“语史所”，秉承着宏大的学术理想。根据创所所长傅斯年1928年的表述，这个理想就是：“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以此出发，傅斯年提出必须告别那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的主观玄想的学问方式，“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具有科学性的学问。他主张学问不仅仅在于读书，而是要“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唯有这样，“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学问观的变革，带来了学问方式上的变化。他强调学问“已经不容易由个人做孤立的研究了”，“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谓，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一切工作的样式了”。

        学术观念和学术方式的大变革，使中山大学成为中国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边疆学等学科的重要发源地。在重大学术实践上，例如在中国最具文明探源意义的殷墟考古中，中大学人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语史所”的种种学术变革，从某种意义，引领了近代中国文科学术的深刻革命。其主旨在于学问的要义并非演绎“经史百家”，否则学问就是“人尸学问”；“调查”应该成为一种重要的学术方式，必须通过“动手动脚找材料”，“到各种民间社会去采风问俗”，扩大新知范围，包括“知道民众的生活状况”等等，这实际上是自然科学科考方法在文科领域中的推广和运用，也是归纳逻辑思维对于演绎逻辑思维的补充。

        随着“集众”式学术方式的倡导，中山大学诞生了一大批研究所，并于1935年被教育部批准成为中国近代大学教育史上首批设立“研究院”的三所大学之一。

        第二，中山大学是一所对于民族独立和解放有自觉担当的大学。这方面的内容，在校史馆中关于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迎接新中国时期，以及新中国以后等，都有着较为充分的呈现，时间关系，就暂不多讲了。

        第三，中山大学还是一所具有教育理论追求的大学。在早期办学过程中，中山大学的学者们提出过诸多颇具思想深度和实践价值的教育学理论，包括“新教育中国化论”，“民族中心教育论”“教育革命论”等等。这里我要特别推介许崇清先生的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基础的教育理论。

        许先生早期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启蒙影响。1905年至1920年，主要留学于日本。他是在历遍多个哲学、社会学和教育学体系，发现其中的对立和矛盾后，才“摸上了唯物论的最高发展形态——辩证唯物论的道路”。后来他回忆说：“从那时起（1919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教育学的一个新体系就成了我的理想”。

        许先生具有很强的理论敏感性。从1917年到1920年，他多次发表文章，质疑蔡元培“在信仰自由会上之演说”，指出其“以美学代宗教说”的“谬误”。1933年至1934年，他发表《孝经新诂教本审查意见书》，抵制陈济棠提倡读经，复兴旧道德的主张。1934年，他两次发表长文，批评姜琦《教育哲学》对于“辩证法的唯物论”“唯物史观”以及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的错误理解。从1941年到1942年间，他还多次发文，批判杜威的所谓“社会的教育作用”和“教育即生长”说，还发表了《杜威社会改造思想批判》等。

        许崇清先生在教育学上的贡献，集中在他形成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为基础的教育思想上。

        他认为，实践是人与动物诸多区别中的根本性区别。“人就是他自己底实践的活动底成果”。其中教育作为人丰富的实践形态之一，有着独特而重要的意义。“教育是人底实践底一个形态，这个形态底实践亦以生产力乃至由它而定着为物的体系底生产关系底实践底更高度底意识化为条件。自身原是意识底实践非意识化到成为更高实践的阶段，教育底实践是不会出现的”。这意味着教育作为人的实践的一种形态，与人们在生产力领域和生产关系领域等实践不同，具有“更高度的意识化”特点。“所谓意识化，就是未经意识化底东西底意识化，客观过程底意识化”。也就是说，“意识化”是人们在意识中达成对于客观自在对象即“未经意识化的东西”和“客观过程”的认识和把握。“意识化”既是意识把握对象的过程，也是产生“意识化”成果即创造和形成“知识”的过程。教育作为人的一种高度意识化的实践形式，实际上就是人们接受“意识化”的知识灌输和进行知识创造的过程。“而这个意识化过程底成立，则仍本于实践底发展”。所以，人的实践发展是教育发生和发展的基本根据。

        依据这一实践论基础上的教育观，教育既是人的一种高度意识化的实践，就必定会与社会发生密切的关系。他批评一种流行倾向：“现在我们教育界有许多人怀抱一种思想，就是说我们教育者只要依据教育原理去办教育，其他政治上所谓种种主义以及种种运动乃至社会上各种问题各种运动都可不必干与”。但究其实，既不可能，也会导致教育脱离社会实践而失去自身发展的推动力与合理的评价标准。后来，他在香港发表的题为《迎接新中国教育工作者底新方向》文章中，更指出：“我们从事教育工作底人往往认教育是超然于现实以外的，这完全是知识分子逃避现实的，‘内面’的个人主义的幻想”。“我们要立刻从幻想回到现实，把现实认识清楚，尤其我们要从辩证法的唯物论，去理解清楚社会发展底原动力底所在，社会发展底法则，并把握人民的本质，我们才能教育人，才能开展教育活动，以从事教育工作，发展教育工作的”。教育工作者必须自觉地意识到，“教育事业是不能单独发展的，教育事业要适应着社会底发展以谋自己底发展，因而并推动社会底发展”。唯有确立起“教育断不是与国家社会绝无交涉的事”的认识，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教育”。

        对于“怎样使教育真正能够助成社会的进化”的问题，许崇清先生认为：“从历史上看来，欧美现代式的新教育是产业革命以后发达得来的，是产业革命的产物”。在十一世纪前，欧洲也是实施以古典文艺、宗教为基本的人文主义教育的。后来由于工商业不断发展，既有的教育无法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持，都市开始设立实业学校，教育也开始脱离宗教的羁绊，进而弃却人文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甚至出现了“注重实科和理科”的“实科主义运动”。中国由于产业不发达，教育基本集中于人文与历史。“关于生产行动的教育，在中国是从来所无的”，又说：“中国从来的教育是与产业绝无关系的”。而“关于生产行动的教育，是全然以现代技术的科学为基础的”。因此，在中国要发挥教育助成社会进化的作用，前提在于克服教育与产业绝缘的“历史惰性”，甚至需要“明白学校与社会的关系，总不外乎教育与产业的关系”。必须把握“教育与产业是必定要联合起来的”的趋势。他甚至认为：唯有使“教育经营者能够同时做产业经营者，然后怎样使教育真正能够助成社会的进化这个问题才有迅速解决的希望”。要达成这种状况，必须诉诸于重大的社会变革。因为“以现在世界各国的情形看，国家是经营教育的主体，但国家对于产业则任诸个人的竞争，任诸自然的发展。这个教育自教育，产业自产业，两相分离的积习，我中国是应该破除的。若长此因循不改，则在今日的中国，必至教育与产业两下都难望发达。中国民族的命运只有委诸天演”。也许正是这种执持，在历经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的政治变化后，他对于教育革命的期待，只能诉诸于未来。正如他后来回忆说的：“1927年革命失败后，我认为我的教育理想只有在未来的理想社会才能够实现，现在是无所作为的，于是便致力于教育理论的研究，着手在辩证唯物论的基础上建立教育学的一个新体系”。后来有评论认为：“许老是我国开拓辩证唯物主义教育理论的一位先驱”。这一评价，非常精准！中山大学诞生出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教育理论，是我国教育界难得的理论硕果！

        最后，我要特别表达的是：我们的大学令我们自豪！它是一所在探索中国现代化大学道路上奋发有为的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的缩影，也是这个发展中的重要样本。这就是我代表我们团队最想表达的心声！

        谢谢大家！